无法翻译的中文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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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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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曾多次颁布禁止洋人偷载中国人出洋的命令。17世纪以后，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种种偶然的机缘，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华人带上了欧洲的商船。他们经风抵浪，踏足欧洲国家，在当地只留下雪泥鸿爪，回国后也没有干过什么足以青史留名的事，但这类人物在当时华人足迹罕至的欧洲社会里，却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相似度检测角色。
“Whang Tong”
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手稿部的《班克斯函件》中，有一封1796年6月18日发自广州，署名“Whang Tong”的英文信件。收信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是当时推动欧洲科学发展首屈一指的人物。以下是该信的全文
翻译：
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从男爵
先生：
归国以来，曾接先生鸿雁，不胜感激，惜当时未能马上回复，今但投尺素，以示来函早已收悉。为表谢意，谨乘布朗先生搭乘诺森伯兰号回英之便，托其送达以下各物。乞祁鉴领，望勿见弃。
中国史书一套
茶叶一盒，共三种
珠兰茶两盒，装于一箱，上书先生地址
Nankeen花两盆，中国人称之为牡丹花，布朗先生将代为照料
吾今羁旅广州，住行商Chune Qua家中，Nankeen人。若能为先生效劳，当随时候命。谨候先生及先生家人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您最服从的仆人 Whang Tong
广州 1796年6月18日
信中提到的Nankeen行商Chune Qua，估计是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中提到的东生行的Chunqua刘德章。至于“Nankeen”，很可能是“南京”，即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直隶。这里值得补充的是，清廷曾经颁布过“外国来使不得私写违制服色、兵器、史书、一统志、地理图及凡违禁之物，伴送人员亦不得将违禁货物私相贸易，违者俱按律治罪”的禁令。Whang Tong向班克斯馈赠中国史书一套，如果不是违禁，也是看准外国人因为中国史书不易得而对之渴求的心理。
Whang Tong这封信，是夹在数以万计在1765至1821年间与班克斯有来往的英国及欧洲各地著名科学家、航海家、文人、学者和商人的函件中的一封。据英国所藏班克斯信函的有关目录显示，在这批信件中，只有两封是由中国人发出的，除了Whang Tong之外，就是广州著名的行商潘启官。
“Quang at Tong”
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日志里，1775年1月12日接见访客的名单上，获当时皇家学会主席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接见的4名客人中，有一位注明是“来自中国的Quang at Tong”。
当时，班克斯虽尚未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但肯定是该会一名十分的成员。在当日接见访客的皇家学会会员中，其中一人应该就是班克斯。如果此Quang at Tong就是上述的Whang Tong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天与班克斯会过面。由于日志是一誊钞本，其记载的“Quang at Tong”一名，并非当事人自己的签名，因此写法和“Whang Tong”有出入是完全有可能的。检测设这两个名字同属一人，这位Whang Tong先生，至迟在1775年初已经抵达英国，也很可能在其英国朋友的介绍下，有幸拜访连普通英国人也亲近的皇家学会，其后重返广州，并在1796年及以前，与班克斯有通信来往，也就是说，他在英国逗留的时间可能有20年之久。
“Hwang-a-Tung”、“Whang-y-Tong”或“Whang at Tong”
在追查另一个与18世纪广州历史有关的英国人布莱克船长的生平时，又碰到另一个类似的名字——“Hwang-a-Tung”。这个名字是在1936年1月4日出版的《札记与提问》“文史随笔”一栏的文章中出现的。这篇题为《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文章的主角，是一名叫“Hwang-a-Tung”（又名“Wang-y-Tong”或“Whang at Tong”）的中国男孩。以下是该文叙述的有关Hwang-a-Tung的基本事迹：
约翰·布莱克在其中一次返英时，带来一个中国男孩，引起了才华横溢、出身高贵的约翰·萨克维尔的兴趣。萨克维尔是多赛特郡第三任的公爵。公爵把这个男孩带到他在诺尔的宫室作僮仆，并让他在七橡文法学校读书……
“中国小男孩”在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中，和非洲儿童一样，是一件充满异国风情的玩意儿。
据《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作者Mozely说：公爵还让英国当时最著名的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为这个小男孩作画，这幅著名的“中国小男孩”绘画，是萨克维尔家族在诺尔宫室的珍藏之一。
这幅画曾经被标签为“Wang-y-Tong或Tanchequa”。“Wang-y-Tong”和“Tanchequa”是否为同一个人呢？
“Tanchequa”、“Tan Chet-qua”或“Chitqua”
根据其他资料，这位Tanchequa又名Tan Chet-qua、“Chitqua先生”或“Checqua”，是一位到过英国的广州陶塑工匠，其事迹在1771年5月号的《君子杂志》上有以下的记载：
这位先生在1769年8月初搭乘由詹姆森船长驾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哈里登号抵达英格兰。他中国政府批准离境，前往巴达维亚。结果他没有去巴达维亚，却来了大不列颠。他对英国人的好奇和崇敬，促使他造访这个岛屿。他是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脸和手呈铜色，按照他本国的衣着习惯，他穿的是幽雅的丝质袍子，讲的是混合方言，夹杂着支离破碎的英语。他敏锐机智，观察入微。他尤其擅于运用他本土的策略，利用中国某种泥土制造小型的塑像，许多都栩栩如生。他凭着记忆，把人物的神韵捕捉下来。
种种来源不同的材料均显示，的确Chitqua，这个中国人在1769至1772年间到过伦敦，并引起一阵热潮的事实。肯定的是，Chitqua即使不一定曾经或有能力与上文提及的人物作过深入的交流，但他在英国两至三年的经历，他的衣着、言谈和举止，多少让没有机会亲自到中国的英国人有一个较为直接的途径了解中国。也可以想象，Chitqua回国后，也会没机会到外国的中国人了解英国的一个最佳征询对象——不管他对英国的了解是如何的片面和扭曲。
完全有理由相信，Whang Tong、Quang at Tong和Wang-y-Tong（Hwang-a-Tung）并非同一个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个或几个中国人，本来就出身寒微，因此可以不顾风险地远赴异邦，他们难得地接受了英语教育，并得以接触英国上流社会，他们的名字，也许永远不会在史册中完整地出现，但是他们零碎的踪迹交织起来，不会比一向为史家所的伟人事迹逊色。更何况，这几个小人物会见过并且直接对话的英国人，当时英国甚至是欧洲最显赫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本文根据《“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整理）
“Whang Tong”
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手稿部的《班克斯函件》中，有一封1796年6月18日发自广州，署名“Whang Tong”的英文信件。收信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是当时推动欧洲科学发展首屈一指的人物。以下是该信的全文
翻译：
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从男爵
先生：
归国以来，曾接先生鸿雁，不胜感激，惜当时未能马上回复，今但投尺素，以示来函早已收悉。为表谢意，谨乘布朗先生搭乘诺森伯兰号回英之便，托其送达以下各物。乞祁鉴领，望勿见弃。
中国史书一套
茶叶一盒，共三种
珠兰茶两盒，装于一箱，上书先生地址
Nankeen花两盆，中国人称之为牡丹花，布朗先生将代为照料
吾今羁旅广州，住行商Chune Qua家中，Nankeen人。若能为先生效劳，当随时候命。谨候先生及先生家人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您最服从的仆人 Whang Tong
广州 1796年6月18日
信中提到的Nankeen行商Chune Qua，估计是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中提到的东生行的Chunqua刘德章。至于“Nankeen”，很可能是“南京”，即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直隶。这里值得补充的是，清廷曾经颁布过“外国来使不得私写违制服色、兵器、史书、一统志、地理图及凡违禁之物，伴送人员亦不得将违禁货物私相贸易，违者俱按律治罪”的禁令。Whang Tong向班克斯馈赠中国史书一套，如果不是违禁，也是看准外国人因为中国史书不易得而对之渴求的心理。
Whang Tong这封信，是夹在数以万计在1765至1821年间与班克斯有来往的英国及欧洲各地著名科学家、航海家、文人、学者和商人的函件中的一封。据英国所藏班克斯信函的有关目录显示，在这批信件中，只有两封是由中国人发出的，除了Whang Tong之外，就是广州著名的行商潘启官。
“Quang at Tong”
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日志里，1775年1月12日接见访客的名单上，获当时皇家学会主席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接见的4名客人中，有一位注明是“来自中国的Quang at Tong”。
当时，班克斯虽尚未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但肯定是该会一名十分的成员。在当日接见访客的皇家学会会员中，其中一人应该就是班克斯。如果此Quang at Tong就是上述的Whang Tong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天与班克斯会过面。由于日志是一誊钞本，其记载的“Quang at Tong”一名，并非当事人自己的签名，因此写法和“Whang Tong”有出入是完全有可能的。检测设这两个名字同属一人，这位Whang Tong先生，至迟在1775年初已经抵达英国，也很可能在其英国朋友的介绍下，有幸拜访连普通英国人也亲近的皇家学会，其后重返广州，并在1796年及以前，与班克斯有通信来往，也就是说，他在英国逗留的时间可能有20年之久。
“Hwang-a-Tung”、“Whang-y-Tong”或“Whang at Tong”
在追查另一个与18世纪广州历史有关的英国人布莱克船长的生平时，又碰到另一个类似的名字——“Hwang-a-Tung”。这个名字是在1936年1月4日出版的《札记与提问》“文史随笔”一栏的文章中出现的。这篇题为《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文章的主角，是一名叫“Hwang-a-Tung”（又名“Wang-y-Tong”或“Whang at Tong”）的中国男孩。以下是该文叙述的有关Hwang-a-Tung的基本事迹：
约翰·布莱克在其中一次返英时，带来一个中国男孩，引起了才华横溢、出身高贵的约翰·萨克维尔的兴趣。萨克维尔是多赛特郡第三任的公爵。公爵把这个男孩带到他在诺尔的宫室作僮仆，并让他在七橡文法学校读书……
“中国小男孩”在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中，和非洲儿童一样，是一件充满异国风情的玩意儿。
据《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作者Mozely说：公爵还让英国当时最著名的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为这个小男孩作画，这幅著名的“中国小男孩”绘画，是萨克维尔家族在诺尔宫室的珍藏之一。
这幅画曾经被标签为“Wang-y-Tong或Tanchequa”。“Wang-y-Tong”和“Tanchequa”是否为同一个人呢？
“Tanchequa”、“Tan Chet-qua”或“Chitqua”
根据其他资料，这位Tanchequa又名Tan Chet-qua、“Chitqua先生”或“Checqua”，是一位到过英国的广州陶塑工匠，其事迹在1771年5月号的《君子杂志》上有以下的记载：
这位先生在1769年8月初搭乘由詹姆森船长驾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哈里登号抵达英格兰。他中国政府批准离境，前往巴达维亚。结果他没有去巴达维亚，却来了大不列颠。他对英国人的好奇和崇敬，促使他造访这个岛屿。他是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脸和手呈铜色，按照他本国的衣着习惯，他穿的是幽雅的丝质袍子，讲的是混合方言，夹杂着支离破碎的英语。他敏锐机智，观察入微。他尤其擅于运用他本土的策略，利用中国某种泥土制造小型的塑像，许多都栩栩如生。他凭着记忆，把人物的神韵捕捉下来。
种种来源不同的材料均显示，的确Chitqua，这个中国人在1769至1772年间到过伦敦，并引起一阵热潮的事实。肯定的是，Chitqua即使不一定曾经或有能力与上文提及的人物作过深入的交流，但他在英国两至三年的经历，他的衣着、言谈和举止，多少让没有机会亲自到中国的英国人有一个较为直接的途径了解中国。也可以想象，Chitqua回国后，也会没机会到外国的中国人了解英国的一个最佳征询对象——不管他对英国的了解是如何的片面和扭曲。
完全有理由相信，Whang Tong、Quang at Tong和Wang-y-Tong（Hwang-a-Tung）并非同一个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个或几个中国人，本来就出身寒微，因此可以不顾风险地远赴异邦，他们难得地接受了英语教育，并得以接触英国上流社会，他们的名字，也许永远不会在史册中完整地出现，但是他们零碎的踪迹交织起来，不会比一向为史家所的伟人事迹逊色。更何况，这几个小人物会见过并且直接对话的英国人，当时英国甚至是欧洲最显赫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本文根据《“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