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词汇差异在诗歌翻译中的表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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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2024-09-26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只有同时考虑到“语言形式”与“意象”,才能达到诗歌翻译的形美意美乃至音美。词汇在诗歌翻译中的关键性地位,本文着重对比了英汉词汇结构和词汇承载意象两方面的差异,评析了其在诗歌翻译中的表现,并提出了诗歌词汇翻译做到“神形兼备”的策略和途径,希望能对诗歌翻译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词汇 词汇结构 意象
可见,汉语词义的概括含蓄,在诗歌创造中为优势,在诗译中却是暗礁。因为汉语词中不包括附加概念或语法成份,其主体概念和附加概念在词的结构形式中无法体现,所以词义模糊,主观性大。相反,英语词中主体概念和附加概念体现明显,所以词义客观明晰,其选择的随机性小,如单复数,就只能二者取一。
在汉诗中,特定联想的词语在某一语言单位存在,但在另一语言之中相对应的语言单位却很缺乏。这种词语由于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不同,在另一语言中其字面对应虽然相同,但差距十分巨大,甚至相反,因此可被归为“文化不可译”因素。汉诗中的“倚楼”、“登高”、“折杨柳”、“涕泗”、“秋意”、“浮云”等文化负载极重的词语(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传达的。但是在某些条件下,某些弥补手段,不可译性也可转化成可译性。
如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就有“杨柳”这一意象,下面来看许渊冲对此的翻译处理:Why should the Mongol flute complain no willows grow/Beyond the Pass of Jade no vernal wind will blow.该两行诗英译的关键在如何再现由富于联想的词语“羌笛”、“杨柳”、“春风”以及“玉门关”这一专名共同组成的一个隐喻场。在谙熟汉诗的中国读者心中,“杨柳”所引起的联想对英美读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考虑到英美读者理解到这一点,因而主张译诗“等化、浅化、深化”“三化”策略的许渊冲将该诗二行进行了改写和“深化”,译为“蒙古笛子为何埋怨柳树没生长在这儿?只因春风吹不过玉门关”,这样改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译者检测定目的语读者这样推理:既然此处连杨柳都不生长,肯定是荒凉之地,然后,肯定是征战苦了。但是“春风”呢?它与“皇恩”惠及的关系在译文里无法体现,于是,原文征战苦的意思在这里就损失了。
(2)具有文化色彩的人名、地名和古典构成的词汇意象差异
一些专名经由无数代诗人和读者的创作吟咏,已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江南”二字绝非“长江以南”这一简单的。它引起的遐思是丰富的:可能是繁华竟逐的江南;也可能是草长莺飞的江南;还可能是伤感的江南。正如福克纳笔下丰富复杂的南方一样,这种专名实际上在使用中已获得了比喻,其意象是隐喻性的。这样的词,如“塞北”、“辽西”、“故都”、“秦淮”,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凸显不同的意象。在英译白居易的《忆江南》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时,“江南”一词的翻译便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中西诗歌里运用典故的例子比比皆是。运用古典可以借古喻今,化前人经验为己用,还可使诗文同时兼具意象、比喻、象征等作用,增强表达力。如何将典故用目标语读者能够体味的语言表达出来,对译者而言则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关键词:词汇 词汇结构 意象
一、比较英汉词汇差异的必要性
Newmark(1981)认为翻译的描写单位可以构成以下一个层次体系:篇章、段落、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他认为在翻译实践中,“篇章是最后仲裁,句子是翻译操作的基本单位,而大的难题都在词汇单位。”笔者认为主要理由是由于英汉语言在语言表达,文化传统以及读者欣赏习惯,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的。汉语是表意文字,一般被看作是重意合(parataxis)的语言。它没有严格的形态变化,没有显性的词类分别,汉语的词语意蕴丰富有余,配合制约不足,词语可以相对随意地碰撞组合,因此,汉语中不乏灵活多变或“残缺不建全”的句子。这种独特的汉语语言形式和英语中的对应表达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英语是重形合(hypotaxis)的语言,它有较丰富的形态标志,有较鲜明的词类分别,句子及其成分以限定动词为中心铺陈开去。汉语形式多变,不太讲究句法,而英语的词法、句法较为严谨刻板。同时,意象虽然是建立在字词的基础上的,但其丰富性和抽象性却有着质的变化。如果不借助于有效的理解与转化手段,诗歌经翻译后很难在异种文化背景下保持完整的意象,从而导致诗歌魅力和价值的削弱。因而了解中英语言在词汇结构和意象承载方面的差异是非常必要而且关键的。二、英汉词汇差异在诗歌翻译中的表现
1.英汉词汇结构模式的比较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在结构上可完全不同。以吕志鲁先生翻译的“A Complaint”为例。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利用英语动词形态变化表达时间和动作状态,用“过去的幸福”对照“现在的痛苦”,贴切地表达出诗人的哀怨之情。汉语中没有对应语法手段,也不可能“was”,“is”,“did”明确地区分动作的时间和状态。英汉词语结构的差异,吕先生在翻译时,借助了“曾经”,“现在”等增词来表达,填补了汉语词汇在表达不同的时间和动作概念上的空缺。诗歌中的“What happy moments did I count!/Blest was I then all bliss above!”吕译为“为这赐福我感谢上天,我曾经多么辛福美满!”,同时也将“What he I shall I dare to tell? A comfortless and hidden well.”译为“然而现在我无话可说,我一口暗井装满忧烦”。如果不这样翻译,势必会造成译文时间上的模糊,并且原诗“哀怨”的意境也无法强烈的对比得以表现。可见,汉语词义的概括含蓄,在诗歌创造中为优势,在诗译中却是暗礁。因为汉语词中不包括附加概念或语法成份,其主体概念和附加概念在词的结构形式中无法体现,所以词义模糊,主观性大。相反,英语词中主体概念和附加概念体现明显,所以词义客观明晰,其选择的随机性小,如单复数,就只能二者取一。
2.英汉词汇承载的意象差异。
(1)中英诗歌词汇具体事物来表现不同的联想在汉诗中,特定联想的词语在某一语言单位存在,但在另一语言之中相对应的语言单位却很缺乏。这种词语由于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不同,在另一语言中其字面对应虽然相同,但差距十分巨大,甚至相反,因此可被归为“文化不可译”因素。汉诗中的“倚楼”、“登高”、“折杨柳”、“涕泗”、“秋意”、“浮云”等文化负载极重的词语(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传达的。但是在某些条件下,某些弥补手段,不可译性也可转化成可译性。
如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就有“杨柳”这一意象,下面来看许渊冲对此的翻译处理:Why should the Mongol flute complain no willows grow/Beyond the Pass of Jade no vernal wind will blow.该两行诗英译的关键在如何再现由富于联想的词语“羌笛”、“杨柳”、“春风”以及“玉门关”这一专名共同组成的一个隐喻场。在谙熟汉诗的中国读者心中,“杨柳”所引起的联想对英美读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考虑到英美读者理解到这一点,因而主张译诗“等化、浅化、深化”“三化”策略的许渊冲将该诗二行进行了改写和“深化”,译为“蒙古笛子为何埋怨柳树没生长在这儿?只因春风吹不过玉门关”,这样改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译者检测定目的语读者这样推理:既然此处连杨柳都不生长,肯定是荒凉之地,然后,肯定是征战苦了。但是“春风”呢?它与“皇恩”惠及的关系在译文里无法体现,于是,原文征战苦的意思在这里就损失了。
(2)具有文化色彩的人名、地名和古典构成的词汇意象差异
一些专名经由无数代诗人和读者的创作吟咏,已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江南”二字绝非“长江以南”这一简单的。它引起的遐思是丰富的:可能是繁华竟逐的江南;也可能是草长莺飞的江南;还可能是伤感的江南。正如福克纳笔下丰富复杂的南方一样,这种专名实际上在使用中已获得了比喻,其意象是隐喻性的。这样的词,如“塞北”、“辽西”、“故都”、“秦淮”,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凸显不同的意象。在英译白居易的《忆江南》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时,“江南”一词的翻译便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中西诗歌里运用典故的例子比比皆是。运用古典可以借古喻今,化前人经验为己用,还可使诗文同时兼具意象、比喻、象征等作用,增强表达力。如何将典故用目标语读者能够体味的语言表达出来,对译者而言则是一种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