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对鲁迅翻译思想的解读论文

摘要：鲁迅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提出的“硬译”翻译思想在我国翻译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很大的争议。对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应该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视角下进行合理的评价，不应该以偏概全。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下，鲁迅的翻译思想对于我国的文化构建有着的启迪和实践。
　　关键词：鲁迅 翻译思想 文化视角
　　

一、有关鲁迅先生翻译实践活动的概述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实践家。鲁迅先生第一部翻译的作品是雨果先生的《哀尘》（1903年），直到病逝前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1936年），前前后后翻译了15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10位作家的144部文学作品，译文的题材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童话、杂文、文艺和美术等多个方面。在鲁迅先生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翻译的数量占了大比例，这也难怪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诙谐地说：“鲁迅先生应该是一位翻译家，然后才可以称为作家，鲁迅先生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核心是“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这也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译文的晦涩难懂也了人批评的主要对象。伴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传入，学术界对于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更加。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是在当时救亡图存，重新构建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其翻译的策略和策略，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走向，对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走向有着的现实。本文将在文化的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作用进行解读，希望对当下文化体系的构建有着启迪。
　　

二、文化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解读

　　（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文字体系改革的影响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表面转换活动，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推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进行转变的一个历程，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就体现了他在文化转型期中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尝试。
　　在20世纪的中国，时代语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激荡的变革。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言文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逐渐显示出了自身的缺陷。鲁迅先生在对中西文字表达的差异进行分析以后，发出了“中国的文或话，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的感慨。很显然，文言文已经跟不上时怎么发表展的潮流，这也为白话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鲁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用异质化的语言来推动中国文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主张。文言文的弊病，鲁迅先生提出“硬译”就是治疗这一病症的一味良药。“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一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坚持“硬译”的主要理由，尽最大的限度来保持源语的句式特点和语法特征，这也就是译文对于原文“信”的一个体现。
　　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几条“顺”的翻译》（1932年）、《关于翻译》、《为翻译辩护》（1933年）和《论重译》（1932年）等几篇文章中都对自己“硬译”的翻译策略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但有关的翻译思想主张却受到了当时的文学家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斥责和抨击，在20世纪20到30年代形成了文坛上相互辩论的激烈场面。梁实秋撰文对鲁迅译文“生涩难懂”，句法“稀奇古怪”，读起来就像是“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基于此，梁实秋提出了为读者的接受考虑“即使错些也要落个爽快”的主张；陈西滢把鲁迅的“硬译”批评为“死译”； 赵景深则直接提出了自己“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主张。面对这么多的责难和质疑，鲁迅先生没有做任何的退让和退缩，更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信”构成了鲁迅先生“硬译”翻译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宁信而不顺”也就了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主张的代名词。可以鲁迅先生的译文看出他非常推崇对原文的“信”，但并没有将译文的“信”和“顺”对立起来，只将“信”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其次才考虑到“顺”， 宁可不顺，也决不擅自增删，任意发挥。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硬译”策略和“信”的准则是为了将异域的文化特色和语言直接有效地运用到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造之上，让“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将以‘不顺’而‘顺’，有一，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所以，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是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顺”也只是中国语言文字进行自身改革的一种手段罢了。
　　反观现代汉语的发展就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硬译”观点的正确性。正是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硬译”的主张，大量的“欧化”字眼和句式才被引入到了汉语语法体系之中，并逐渐发展了其中的一，常见的有“替罪羊”“特洛伊木马”“火中取栗”“鳄鱼的眼泪”“当……时”“在……的领导下”等表达方式；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现在汉语的表达方式有着如此众多灵活的句式，扩大了汉语的表达力和范围。大量新的词汇和句式的融入有效推动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转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表达习惯。
　　（二）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文化性格重构的影响
　　翻译活动历来深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情趣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鲁迅先生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是在对中西方语言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以后提出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翻译主张。早在1903年，鲁迅先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早期鲁迅先生跟随晚清的翻译思潮，走的是林纾的“意译”翻译路线，对翻译实践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1907年以后，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翻译主张也从“意译”转变为“直译”，在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体系，这一主张不仅推动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同时对于国民文化性格的重构起到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