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与翻译的主体间性思维论文

摘 要：“双性同体”在20世纪成了女性主义借用的一个概念，它是从性别角度而言的“主体间性”，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作为“双性同体”这一概念中内部对话的两个主体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翻译中不同性别的译者性别间性思维可达到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建构男女在翻译中的一种平等对话、相互补充的和谐统

一、动态发展模式。

　　关键词：双性同体 女性主义 主体间性 翻译 思维
　　

一、女性主义的双性同体概念

　　双性同体作为一个深刻的文化隐喻，其原型凝聚着人类古老的文明和心理。美国学者卡莫迪指出：“事实上，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以及独立自存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神圣性或神性如果要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它就是兼体的。”[1]（P14）且从心理学上考察，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具有趋向，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此持认同的态度。人本主义哲学家将“双性化”的自我实现看作是人类理想的角色模式，双性同体在认可男女生理、心理差异的基础上追求互洽互补的人性空间。双性共体在中国文化中也获得广泛的体现和认同。儒道都强调阴阳在最终上相互依存，即“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医贯砭·阴阳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双性同体在20世纪成了女性主义借用的一个概念。丽萨·塔特尔所著《女权主义百科全书》释义如下：“常常用来描述女权主义理想的一个词……该词汇由希腊文词根男（andro）和女（gyn）组合而成，在使用中并不实指身体上的阴阳人，而是意指某种境界：其中并不严格界定性别作用；或指某种状态。其中‘男人即是女人’，‘女人即是男人’的命题相互整合并可以自由表达。”[2]（P109-110）在女性主义看来，双性同体作为一种价值观，标志着一种超越性别对立的、同时蕴涵着女性和男性优秀素质的完美的“人”的理念。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7年提出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同时并存着两种力量，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只有当这两种力量相互融合时，的大脑才会充分施展，的才能和天赋才会物尽其用。”[3]（P120）就是说，每个人雌雄同体性格的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突破了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打破了妇女长期受到压抑处于社会生活边缘的存活状态，达到了性别超越的新境界，在许多女性主义者中引起共鸣，并加以阐发和发展。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露丝·伊瑞格瑞、朱莉亚·克里斯托娃、埃莱娜·西苏都在坚持男女间差异普遍存在的基础上，以“双性同体”思想为依据来对抗和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女权运动倡导者认为，过去时代的文化实际上是指向单性的、父权制的文化；传统的诗学，归根结底是女性话语缺席的男性诗学。她们以反叛姿态提出双性同体理论，就旨在消除男女二元对立，克服“菲勒斯中心”文化和诗学的偏颇，拆解性别霸权的樊篱。
　　

二、双性同体与主体间性思维

　　双性同体观与人文精神上所倡导的主体间性是一致的。主体间性作为与主体性相对应的新概念，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其核心思想是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与交往。主体间性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主体之间共同了解，不仅了解自我，而且了解“他我”；二是主体之间彼此承认，承认“他我”与自我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利；三是主体之间人格平等与机会平等，反对强制和压迫；四是主体之间墨守共同的规则，遵守共同认可的规范；五是交往的双方共同创造主体与自然的和谐[4]（P27）。双性同体是从性别角度而言的“主体间性”，即视为多元并立的主体，以主体间性为价值尺度。
　　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参照系，双性同体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交往行为，是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的交往，它们作为双性同体这一概念中内部对话的两个主体相互对话，相互理解。思维方式是人类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间性”具有“居间、中间、相似度检测”等多重象征意蕴，在对立的两极中间“居间”对话，在辩证的间性地带建立同一性关联。所以，“间性思维”是一种多元对话而达致的二元互补、多元互动互化的居间思维[5]（P43）。本文将双性同体的思维方式定位成间性思维，其核心就是对话精神。这里的“对话”是巴赫金认为的广义的对话，这种对话“几乎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人类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的事物”[6]。对话是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形式，交谈者放弃自我中心、自我本位的立场，彻底摒弃“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模式，而力促在对话中，双方全都转化为一种动力，在交流中达到新的超越。因此间性思维主体中意识并不是各占一定比例的机械的固定模式，而是不断斗争、对话，又不断融合，在这种互动的交往行为中两种思维既保持差异，又努力达到和谐相处，且和谐状态环境、时代与人的变化，不断地被打破，又不断地被重建。因此双性同体作为一个极具活力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主体，强调的是意识的交流、对话与合作，这种对话是一种“活”的、不断变化的交往状态。
　　

三、双性同体与翻译的间性思维

　　性别事实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面对的共同境遇，同时人们的性别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文化的生成和演化。性别范畴在翻译中的熟练运用，将会强化翻译的文化指向，从而恢复和归还翻译在文化网络中的多个联结点。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中既同时发展又相互推动，这带来了翻译策略的革命，从而使文本呈现为一个多重交汇的网络，一个各种权力在其中争取空间的场所，一种复杂文化生态的缩影。女性主义译者对社会性别身份的理解，即她们的文化性别态度，直接影响其翻译决策的选择。为了使女性在真实世界中被“听见”和被“看见”，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以女性意识驾驭文本”[7]（P13），采取种种手段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强调作者与译者的平等身份，提倡将翻译作为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重写，对原作重构，并使之朝着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以反抗文本的性别中心和女性歧视，从而影响译入语文化的建构。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一定启迪的同时，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会导致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会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引向极端”[8]（P24）。所以，正如洛丽·钱伯伦指出的：女性主义译者应该接受的挑战之一就是超越作者和译者的生理性别理由。女性主义译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在承认差异性基础上要求个人的心灵中保持男性和女性的平衡，即双性同体的间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