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城记》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及其原因论文

摘要：英美学界一般都把《大卫·科波菲尔》看成是狄更斯的代表作，对《双城记》的评价不是很高，而在中国《双城记》却因为它的社会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而被看作经典之作，《双城记》在中国的这种经典重构就构成了跨文化变异。而这种变异的理由主要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以及接受主体有意识地选择其中社会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面来接受。
　　关键词：狄更斯；《双城记》；跨文化变异；经典重构
　　1006-026X（2013）10-0000-01
　　《双城记》在国内被多种文学史当作狄更斯的代表作来讲，对其评价也主要在它的革命性和人民性。而英美学界对其评价并没有那么高，英美学界普遍认可的狄更斯的经典之作是《大卫·科波菲尔》。这就造成了中西方对《双城记》的不同接受，中国对《双城记》的这种经典重构就构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而这种变异的理由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就有重社会现世人生的传统，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增加了一个革命传统；其次是中国的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文化过滤有意识地选了其中批判现实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方面，再加以改造，这样就造成了《双城记》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一、跨文化变异——经典重构

　　

(一)西方——非经典之作

　　英美学界对《双城记》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特别是对其写作风格和其历史性方面有批评之词。约翰·格劳斯在其论文《双城记》中就写到了“《双城记》的写作风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饰的，因此许多读者都不情愿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给它一席之地”。相反的情况是，英美学界对《大卫·科波菲尔》普遍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候维瑞、李维屏在其专著《英国小说史》中也写到“《弗雷泽杂志》1850年也刊文评论说：‘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最好的小说，情节巧妙，引人入胜，为作者任何作品所不及。”英美学界对这两部小说的不同评价根本理由还是西方重个体自由的文化传统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评判标准。西方社会一直有个性主义的传统，并且强调个人的奋斗和自我的实现，狄更斯的小说创作就具有明显的个性主义特征，他也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大卫·科波菲尔》这部小说中有对个体人生的深思和感悟，写的也是一个个人奋斗而成功的故事，有细致深入的观察描写。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批评传统相符的，所以会被称作经典之作。而《双城记》在艺术风格方面是不那么完善的，个性主义也不突出，所以对其评价没有《大卫·科波菲尔》那么高。
　　

(二)中国——经典

　　《双城记》在被中国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其中批判现实性、革命性、人民性的一面被突出出来，进而在中国被当成了狄更斯的经典之作。郑克鲁在其所编的外国文学史中把《双城记》作为一小节单独列出来进行分析了，而且讲的是小说反映的革命性和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策略。张玲在其《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中也写到“不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来看，《双城记》都应说代表了狄更斯创作艺术高峰的杰作之一，不愧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与世界第一流的长篇小说相媲美。一些《双城记》的宠爱者，甚至坚持认为它是狄更斯最好的作品。”中国的接受者强调了《双城记》的革命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从而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而这种经典重构就构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二、跨文化变异的理由分析

　　这种跨文化变异的理由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就有族群族居、重社会现世人生的传统，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增加了一个革命传统。其次是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进行文化过滤有意识地选择了其中社会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面，再加以改造，这样就造成了《双城记》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一)、接受语境——社会性和革命性的中国

　　是社会性和现世主义的中国。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族群族居、家国同构的传统，进而形成了重实用和非个性化的文化人格。重实用就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学其社会批判功能，非个性化使得作家描写个人侧重于将个体群体化，将个人社会化，注重描写人的社会性和性。王向远在其《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中就谈到了中国文化具有现世主义和非个性化的特点，论述了中国文化有着现世主义和社会性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社会性的接受语境，从而导致中国读者在接受《双城记》的过程中，突出强调其批判现实社会的功能，构成了其在中国的经典重构，造成了跨文化变异。
　　其次，是革命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文艺思想上就比较强调文学要反映革命性和阶级斗争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双城记》就因为表现了贵族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对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被经典化。中国的文艺观念同时也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苏联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狄更斯等一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社会价值。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革命化的语境中，中国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自然会接受革命性很强、又反映了广大人民利益的《双城记》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双城记在中国的经典重构。
　　（二）、主体选择——社会批判性、革命性、人民性
　　中国读者在接受《双城记》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有意选择了其反映社会矛盾以及下层人民苦难的一面，从而形成了对其社会批判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经典阐释。下面我就从社会批判性、革命性、人民性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双城记》的经跨文化变异接受。
　　是对其社会批判性的有意识接受。《双城记》中确实有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小说就是想借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来告诫英国统治者要关注社会理由。中国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就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一方面来接受，看到了小说的批判社会现实性的一面。这就证明了中国读者由于受到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而有意识地接受了小说中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进而完成了《双城记》经典的重构。
　　其次是对其革命性的有意识接受。《双城记》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的场景，表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但是狄更斯对大革命中无限制的暴力却是反对的，所以中国的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会选择接受其革命性的一面，对其反对暴力革命则是持批判态度的。郑克鲁在其所编的《外国文学史》中就肯定小说的革命性，批判他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
　　最后是对其人民性的有意识接受。《双城记》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巴黎近郊农民的贫穷、饥饿、肮脏的困苦生活，并且肯定了他们在这样的处境下奋起革命的正义性，作者是非常同情这些人民的。中国读者就有意识地接受了小说中的这种人民性，并且把它凸显出来，实现了对其经典重构，造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上文的论述，可以发现《双城记》在中国的经典重构造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而这种变异的理由主要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以及中国读者在接受过程中进行文化过滤有意识地选择其中社会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面。对其跨文化变异及其理由的探讨，可以了解到中西方接受语境的不同，进而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加深双方的互相了解，达到沟通东西方文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斯蒂芬·茨威格著.三大师.姜丽，史行果译.西苑出版社.1998
　　[3]候维瑞，李维屏著.英国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5
　　[4]王向远著.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张玲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