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平台不同群体的跨文化教育论文

摘 要 同一个平台不同群体的跨文化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面对的一个新理由。调查发现，不同群体在对经济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对所在学校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以及文化信仰和恋爱的满意度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正是给跨文化职业教育带来挑战的关键所在，应当从消除体制差别、改善专业结构等方面进行调适，以建构和谐的职业教育体制。
　　关键词 跨文化教育；同平台不同群体；职业教育；“9+3教育计划”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0-0060-06
　　

一、引论

　　“9+3教育计划”源于2009年春。四川省政府从2009年起，将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成批量送到内地接受为期3年的职业教育，并帮助其实现就业。2009～2011年，第一轮“9+3”职业教育完成一个周期。四川省实施“9+3教育计划”的各类职业学校为91所，与其他学校相比，具有待遇上不同的特点。在经费上，实施“9+3教育计划”的学校具有政府特别拨付的设备补贴经费和其他教育补贴；在政治上，地方党委政府，经常过问检查、帮助解决实际理由，使这些学校感到有地位；宣传上，公众主流媒体以及实施“9+3教育计划”的学校都将政府学校和领导人视察学校“9+3教育计划”实施情况的报道置于显要位置，产生了较其他学校更为显著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扩大了招生影响力。
　　作为一项具有倾斜性的教育政策，“9+3教育计划”与普通的职业教育政策具有明显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从省到市州和各学校都成立专门管理机构，每个学校配备了专门干部和带班教师；在地域上，“9+3教育计划”规定了招生范围，是四川省所属藏族聚居区，后来扩大到省内民族聚居区；在生源范围上，规定是基层一线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牧民子女，后来扩大到区域内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初中毕业生和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在学校教育和生活上，给予每人一定的生活和交通补贴；在就业上，给予一定的倾斜照顾，征兵、考公务员和其他渠道出路安排较之其他一般职业教育学生均有所优惠。这些政策特征、体制特征、教育特征和就业特征都与一般职业教育显著不同。
　　在一个学习平台具有不同体制的样本，这对于比较研究具有。计划生与非计划生之间，在同一环境和同一理由上的反映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反映的差异性，给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哪些节点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何在？
　　

二、研究策略和工具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策略。问卷进行团体测试。人员配备上，有教育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助手（研究生）参与。具体工作中获得学校管理和教学人员的支持协助。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24份，回收224份。空白卷3份，未答完卷4份。参与问卷的学生224人，其中“9+3计划”学生（下称计划生）112人，非“9+3计划”（下称非计划生）学生112人。被试的特殊性，调查自行设计的调查表，从经济状况满意度、环境满意度、专业满意度、人际关系融洽度、恋爱满意度、文化信仰满意度等6方面分24个项目进行了测评。本研究数据统一录入计算机，Spss19对答卷进行数量化处理，按百分比进行统计。
　　调查发现，不仅计划生和非计划生之间、教育对象和受教育对象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他们内部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对这种差异性的发掘分析，对于本研究的学科同样十分明显。所以在问卷设计中兼顾了不同团体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调查还发现，问卷中存在回避理由和故意错答的现象，所以座谈和深度访谈进行矫正补充，以克服问卷的非真实性。
　　“9+3教育计划”覆盖面较广，涉及头绪和层次较多，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尤为。为科学选取样本，经与四川省教育厅相关部门、相关学校协商，决定在具有代表性、前期办学条件较成熟、“9+3教育计划”实施较早的7所学校开展调查，这些调查点覆盖艺术、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师范等方面。
　　为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问卷实施前做了试测，并就这些结果和相应策略及改善措施与相关教学人员和管理工作者进行了探讨，在测试前，对参加测试的学生进行和策略的讲解，使被试产生兴趣，在整个过程中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积极支持，使参与者认真作答、积极配合，问卷的回收率达到100%，有效率达到98%，确保了测试的有效性。
　　

三、比较研究

　　计划生来源于民族聚居区，由以藏、彝为主的不同民族构成。这些学员普遍长期生活在高原高山和河谷地带的农区、牧区和农牧交错带，家庭收入不高，早期教育缺失，文化基础薄弱，年龄普遍较大，而且其中的藏族生源普遍信仰佛教。由于这些内在共性，他们内部间更容易沟通，容易形成特殊群体。当然，这个体制内的学生也存在内部差异性。民族成分较多，家境条件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致，以至于在以藏、彝为主的“群分”动态过程中，显示出人的游离和边缘化倾向。比如靠近内地的汶川、理县和茂县，以及康定、泸定、丹巴等农区或农牧交错带的生源，包括这些地区民族“小杂居”带的生源，显示出明显的外向性和融合性倾向。而高原纵深地带的农牧区尤其是海拔3000～4000米以上的民族生源，除笃信佛教外，汉语言文字沟通能力和习惯养成方面与所在职业院校的其他生源显示出重大差别。由于讨论的内容极为丰富，限于篇幅，避开讨论过于发散而失去阈限，本研究选择理由较为的六个节点、分四个层面进行。
　　

(一)两种不同生源的比较

　　调查发现，两种不同生源在六项理由上的反应具有较大差别。尽管计划生与非计划生对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在选项B，即他们对于经济状况的反应并不很强烈，但对这个理由的选项还是有差别的。在选项A，计划生略高于非计划生，在选项C计划生低于非计划生，两个群体间，计划生更向选项B。这并非说明计划生的经济状况优于非计划生，该结果可能与计划生享受了政府的特殊经济补助有关。在社会环境满意度方面，两个群体差异较为显著：相对于非计划生，计划生更多倾向于选择A和C，而计划生向B，这说明计划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度弱于非计划生，同时也说明计划生内部对社会适应的差异性较显著。在专业满意度方面，计划生在选项A较非计划生低17.8个百分点，而在选项C却高出26.2个百分点，说明计划生对专业的满意度大大低于非计划生。这可能与他们文化基础和“被迫”选专业有关。在人际关系融洽度方面，计划生在选项A低于非计划生10.8个百分点，在选项C却高出13.4个百分点，这说明两个群体在人际关系的适应性上具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与计划生新到一个社会环境和自身原有的人际关系大背景脱离有关，这种情况可能是他们“抱团”的理由。第五，恋爱满意度方面，同处于青春期的两个群体之间，计划生大选B，而非计划生在A和C上均高于前者，说明前者对这个理由的感受较为迟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两个群体的感情丰富程度和爱情敏感度、细腻度。在文化信仰满意度方面，计划生在A和C上远远高于非计划生，说明前者对此反应的强度远高于后者，这可能与两个群体从小生长的社会、文化、宗教氛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