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育二题：全球化·跨文化论文

摘要：已然在世界经济、政治大格局中发挥着日益增强话语作用的中国，关育的理念与实践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语境密切相连，在哲学命题、思想资源、实践策略等方面，中国新美育的目标取向与实践策略建设，面对着超越18世纪西方美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关育理念与实践的新课题。本文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知识一权力理论和文化社会学理论为工具，对这一课题的思想史情境和话语实践境况进行解剖与分析，进而论述现代新美育理想的新境界，及从中国出发的视野中的新美育实践策略。
　　关键词：现代美育；艺术创作；审美；全球化；跨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交流
　　：A
　　当代美育，与18世纪西方启蒙时代跃上人文思想前列的美育命题建构，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作为西学东渐引人中国、作为对古代道德教化进行现代文化革命的美育观念发生，在哲学命题、时代语境方面的最大区别是：当代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让不同文明、文化的观念表达与审美体验时刻交织在一起，互为差异、互为表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美育实践已经与世界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美育思想资源、策略论深思、实践情境与20世纪大时段的最大区别是：图像时代新的全球交流媒介中展现的中国文化思维、审美意象表达在跨文化对话、互视、解读中的实践新课题。
　　当代中国美育对这类关于美育的“哲学命题”“时代语境”“思想资源”“实践情境”的分析、区别与把握，正是当代中国美育如何把握人类世界共同价值与美育命题的关系；如何设计现代美育实践的跨文化策略与策略论关注的学科核心理由所在。
　　

一、全球化时代与新美育目标取向

　　全球化时代生成了美育的新语境，从目前的学术话语中可择出这样两种基本的分析描述视角作为对“区别”的把握：
　　1.美感，不是“自然通感的”，而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的”。
　　美育者，美感养育也。价值关注是其首要课题。有意思的是，自西方启蒙思想家大力倡导美育以来，美感常被冠以“自然”的人性通感的品性，即美育是文化行为，但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因为其力求文化培育达到一种人的自然禀性与文化理性完美和谐的状态，其经典表述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他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感性与理性、精神与物质、审美直觉与趣味自觉的和谐作为美育的终极目标。从而力求美育将人从对现实世界的各种权力、权威的膜拜与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审美“commonsense”（通感）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正如大卫·萨默斯在《为什么康德把审美趣味称为“通感”》一文中所言，美育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追求自然与文化的和谐，这种美育理念是“伟大的启蒙主义教育方案的核心”。
　　20世纪中期后，当世界发达国家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在日益显学的福柯知识一权力理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判、布尔迪厄艺术社会学理论的解剖刀下，席勒那种追求自然与文化和谐的美育理想，却被揭示出是在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背景中，实际扮演了将当时新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合法化的作用，而并不是在启迪一种理想的、普世的人类审美“通感”。其标榜的普遍人性论与“高级趣味”，只是少数知识精英为了维持自身的阶级特权而积聚的文化资本。美国当代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就此指出：“席勒（也包括休谟和康德）用普遍性所意味的东西，不是包括平民百姓的普通趣味在内的阶级中人的自然趣味，而基本上是在文化上享有特权的社会所分享的趣味。美的艺术，其享有特权地区分于手艺、娱乐和通俗艺术，与其说是清楚明白地团结社会，不如说是将社会分隔开来并传播那种分隔。在享有特权的解释性欣赏模式与平常或粗俗的解释性欣赏模式之间的附加区分，艺术甚至可以更将社会划分为：享有特权的精英——他们优雅地欣赏艺术——和其余那些可以喜欢艺术但被认为不能恰当理解艺术的人们。”
　　这种批判启蒙思想的理论立足点是：美育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不可能贯彻一种超越社会存在的、无功利的审美“通感”教育；相反，当把具体社会文化存在中一人推崇与赞赏的艺术趣味称为是“自然的”，就是用这种被冠以“自然”品质的审美趣味掩盖其所表征的特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文化偏见与利益诉求，从而也对与其差异的、对立的艺术趣味（审美趣味总是在差异对立中呈现的），形成了文化歧视与压迫。古往今来，美育而建立的审美趣味的高雅与粗俗标准，正是厘定不同社会阶级、阶层、集团之间文化资本与权力关系的基本路径。对此，熟悉中国儒家审美文化特点与历史效应者应是感同身受。就此，福柯的知识一权力理论认为，“在人文科学里，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布尔迪厄则认为：“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适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伊格尔顿则从把握意识形态特征的角度指出：“可以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与其说是认识论理由，不如说是处于特定社会权力关系中的某些话语（不论真检测）的实际效果理由。不过，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史的传统设置了这样的检测定：扭曲、系统性排外、神话化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美育的社会功能与实践目标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在无关乎权力的性质和认识论的真检测的上，可以被定义为“话语与权力的连接”（articulation of discourse and power）。
　　在这一审美教育与社会文化资本分配；审美文化与权力批判的视域下，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所设定的美育理想与实践方案，无论其用心多么崇高，其实际效果则是将少数社会知识精英的趣味宣称为是自然的、普遍的、合法的，并美育过程让大众接受这种“理所当然”的好趣味，从而将精英对大众的制约内化为大众的一种自愿自由的行为，让精英阶层的权力渗透到大众生活领域。“正是在这种上，伊格尔顿认为席勒的‘审美’其实就是一种‘霸权’（hegemony）”。启蒙思想家在寻求解决“个人自由与尊重权威”这个启蒙主义的难题时，用美育的“通感”教育，把受教育者对权威的服从内化为了个体自愿的选择，因此“对于启蒙主义的难题，没有比审美教育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在伊格尔顿看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学在启蒙主义以来不仅独立而且不断走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