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论文

摘 要：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70 年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与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在文本内部，即研究怎么译的理由，误认为这就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这一点至上世纪50 年代之前中西皆没有大的转变。50 年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萌芽，至70 年代获得理论上的大突破。“等值”、“忠实”、“源文本意”的真理性开始动摇并逐渐被彻底解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妇女从质疑并反叛男性中心论出发，“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降至社会和文学阶梯底层的一团概念，翻译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开地要去探寻存在于文本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反映了存在于更大文化语境中的权力结构。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Simon，1996：1）与文学理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入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并不多见，仅散见于一些论文，对其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成果更是缺乏，显然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国内译界的应有。本文希望能比较详尽地将这一理论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译学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推动国内译学界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005-5312（2013）20-0190-03
　　

一、理论背景

　　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得益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西方诸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在诸多所关心的理由上相似之处。西方后现代的转向在理论、艺术和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影响，翻译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后现代转向之令人兴奋和激动在于它包含了一种经验、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冲突，即与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斗争并且提供观察、写作和生活的新方式。后现代转向放弃了常见的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认为是安全可靠的支撑点，而要求进行一次到新的思想和经验王国之远行。
　　翻译领域的许多传统观念在这种转向中遭到解构，比如忠实观、原文的终极权威性、语言的透明表征性等等。以前习以为常的观念受到质疑和挑战，翻译研究领域中“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普遍适用结构遭到解构：去除神话，重建历史共同的心声并付诸于行动。被压抑已久的那些蛰居边缘的各种力量纷纷揭竿而起，希冀从“宏大叙事”的废墟上挖掘出自己被“正史”掩埋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走到了一起。
　　的翻译，无论译者在传译的过程中多么努力接近原文，与原文“等同”仍然是一种理想或曰乌托邦，而非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翻译大家无不扼腕相叹。翻译由此被认为是存有缺陷，要么不及要么则过。翻译与原文相比，地位也一直处于第二等，是拷贝的拷贝，不似的模仿。翻译的这一处境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了某种同构。两者在各自的从属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低于男人。这样一来，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这一点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当然，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两者走到一起。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隐喻起到了至关的作用。纵观历史上描述翻译的种种话语，女性/ 性别与翻译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理论主张

　　在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方面，性别切入两者结合的最佳点。翻译理论引入性别使得翻译原先的理由变得更加复杂。性别、语言与翻译之间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场点（site），这个场点，大量新颖的研究成果问世，并且展示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这样一个特殊的理论阐发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命题进行了质疑和反叛，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也对传统的翻译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理论主张。就我看来，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坚持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并努力翻译建构女性独特的身份诗学。不可否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这些主张在实际应用当中解构大于建构、颠覆胜于继承，但如果考虑到其理论提出的框架和背景，其合理性还是不容置疑的，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也是不可抹煞的。她们的这些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 原文- 译者/ 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文- 译文的共生共荣。在破除了源文作者权威的神话后，译者与译文不再是那个差劲的摹仿者、不似的检测象、机械的拷贝的了，源文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与另一极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奴隶与主人、女人和男人之间依附与主宰的关系。源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共生共荣，这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源文的后续的生命（afterlife），译文为源文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料想不到的存活空间。这后续的生命体现的是时间上的前后而不是价值上的高低。
　　2.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和实践均过分强调翻译主体（译者）的被动与消极和受制约的一面，压制译者的主体性（吕俊、侯向群，20012：37），译者自身遭到了冷遇，其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余光中先生（余光中，2002：150）就曾说过“在文坛上，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稿酬比人低，名气比人小，书评家也绝少惠加青睐。……书译好了，大家就赞赏原作者；译坏了呢，就回头来骂译者。”提倡译者的创造性、主体性亦译家之大忌，‘信’和‘忠实’被译者视作翻译的第一要义，唯有紧跟原作/ 作者听命是从，以免落得叛逆的责骂。译者这一尴尬的存活处境持续千年之久，中外皆然。无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性别译者在解放女性译者的同时，解放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的创造性。它的更的在于开启了对源文本阐释的多元化，丰富了翻译作为文本阐释实践的内容。女性特有的语言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有时不是男性能够察觉的，或是根本不想察觉，或是潜意识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王晓元曾在《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一文中考察了译者、性别与翻译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某种态度或立场，并对因性别意识所造成的文本阐释的差异作了细致的个案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