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东方翻译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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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202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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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15—2009），祖籍安徽泗县，生于天津，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
杨宪益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发蒙教育。杨宪益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1]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2]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
杨宪益与世界文学结缘，以其1927年在天津教会学校——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开始中学教育为端绪。除“国学”外，学校开设课程均用英语教授。杨宪益曾回忆说：“读高中时，看英文书，其中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3]又说：“教师布道的时间，我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亚书》，是《雅歌》。”[4]大量的翻译文学阅读极大地开阔了杨宪益的视野。杨宪益家藏的一套林纾译《说部丛书》，让他尤为珍爱。“《说部丛书》，我开始知道了叙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吟边燕语》、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以及斯维夫特、笛福、狄更斯、哈葛德的非洲探险故事等等，后来其他翻译作品，又知道了其他外国作家。有些书我很喜欢，就找来英文课本重读欣赏。”[5]
翻译文学阅读的日渐深广，杨宪益对翻译本身、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热衷亦逐日递增。入牛津大学攻读之前，杨宪益已英译本读过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李维《罗马史》、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和其他为数甚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此，杨宪益曾回忆道：“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件很有的事，后来自己大半生都做了翻译工作，这大概与我小时候就读翻译作品有关。”[6]
1936年秋，杨宪益进入牛津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攻读希腊拉丁文学。课余时间，杨宪益的足迹遍及欧洲、地中海和北非，当地风物民情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负笈英伦求学期间，杨宪益与牛津大学第一位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心仪东方文化已久的英国同学——戴乃迭相识相恋。1940年，杨宪益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当年夏末，杨宪益谢绝美国哈佛大学希望他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邀请，携手戴乃迭返回祖国。“他们离开英国时，还从伦敦带出了他们合译的第一部作品：20世纪早期的一部巧合丛生、场景鲜明的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7]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杨不离戴，戴不离杨”的东西合璧状态此时已呈现雏形。
此后，杨、戴夫妇辗转重庆、贵阳、成都、南京等地高校教授英文。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调入北京外交出版社，任外文图书编辑部专家。1954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并入外文出版社，杨、戴夫妇同为该刊的翻译和审稿专家。杨、戴二人遂将大半生心血倾注在这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刊物之上，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8]
杨宪益译著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其译作题材广泛，体裁丰富，语种多样。杨宪益著述与东方文学文化因缘，体现于他的比较文化论著——《译馀偶拾》，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以下简称《鲁拜体与唐代诗歌》）、《改头换面的民间故事》、《关于埃及的两段故事》。此外杨、戴还合作翻译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等。
《译馀偶拾》是杨宪益多年文史考证笔记的结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便开始动笔，陆续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这类笔记。1947年作者将其中的20多篇编成《零墨新笺》。解放战争期间，杨宪益续写一些笔记，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与前者编成《零墨续笺》。1979年，作者在《读书》上又陆续发表了《译馀偶拾》（一）（二）（三），并于1981年将这三者与《零墨新笺》《续笺》合编为《译馀偶拾》，交付出版。
《译馀偶拾》收文88篇，涉及东西交通史（如《大秦道里考》、《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等），音乐史（如《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等），宗教史（如《萨宾新考》等），民族史（如《蠕蠕为女真前身说》等）等诸多范畴。其间，东西文学、文化交流史篇目数量虽不占主导，但因其呈现出作者将民族文学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加以考究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后学在对待和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树立了典范。具体来说，又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注重对类同叙述主题历史联系的考察，《板桥三娘子》[9]是这种影响研究的代表。《板桥三娘子》钩沉发微，比较唐孙頠《幻异志》所录板桥三娘子故事中“人变驴”主题，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和古罗马阿蒲流的《变形记》中人变禽兽主题，并联系宋赵汝适《诸蕃志》中“中理国”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关细节表述，推断该主题源自非洲东海岸的索科特剌岛，又引《宋史·食货志》相关注释，辅之以清王士禛《陇蜀馀闻》中的相关记载，指出“板桥”是唐宋间交通要衢，海舶财货所聚。大食人由南海到中国贩卖黑人奴隶及货物，多经过此处。据此作者作出判断：板桥三娘子故事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故事同来自非洲东岸，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大食商人多在板桥集散，为过往行人述说故事，该故事遂得以流传。
杨宪益并不满足于东西方类同叙述主题的简单比较，而是将其引入历史事实影响的景深，考述其故事渊源，以史料构筑起故事流播的时空线路，并推断往来其间的主要媒介人，亦不忽略对各故事版本叙事细节的比较与印证。除《板桥三娘子》外，《中国的扫灰娘故事》《薛平贵故事的来源》等篇目均有此特点。它们给予后学（特别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启迪是，要辩证地看待主题学研究的对象，深挖各故事之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历史事实联系，决不简单地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概而论之。
杨宪益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发蒙教育。杨宪益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1]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2]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
杨宪益与世界文学结缘，以其1927年在天津教会学校——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开始中学教育为端绪。除“国学”外，学校开设课程均用英语教授。杨宪益曾回忆说：“读高中时，看英文书，其中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3]又说：“教师布道的时间，我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亚书》，是《雅歌》。”[4]大量的翻译文学阅读极大地开阔了杨宪益的视野。杨宪益家藏的一套林纾译《说部丛书》，让他尤为珍爱。“《说部丛书》，我开始知道了叙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吟边燕语》、欧文的《大食故宫余载》以及斯维夫特、笛福、狄更斯、哈葛德的非洲探险故事等等，后来其他翻译作品，又知道了其他外国作家。有些书我很喜欢，就找来英文课本重读欣赏。”[5]
翻译文学阅读的日渐深广，杨宪益对翻译本身、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热衷亦逐日递增。入牛津大学攻读之前，杨宪益已英译本读过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李维《罗马史》、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和其他为数甚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此，杨宪益曾回忆道：“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件很有的事，后来自己大半生都做了翻译工作，这大概与我小时候就读翻译作品有关。”[6]
1936年秋，杨宪益进入牛津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攻读希腊拉丁文学。课余时间，杨宪益的足迹遍及欧洲、地中海和北非，当地风物民情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负笈英伦求学期间，杨宪益与牛津大学第一位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心仪东方文化已久的英国同学——戴乃迭相识相恋。1940年，杨宪益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当年夏末，杨宪益谢绝美国哈佛大学希望他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邀请，携手戴乃迭返回祖国。“他们离开英国时，还从伦敦带出了他们合译的第一部作品：20世纪早期的一部巧合丛生、场景鲜明的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7]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杨不离戴，戴不离杨”的东西合璧状态此时已呈现雏形。
此后，杨、戴夫妇辗转重庆、贵阳、成都、南京等地高校教授英文。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调入北京外交出版社，任外文图书编辑部专家。1954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并入外文出版社，杨、戴夫妇同为该刊的翻译和审稿专家。杨、戴二人遂将大半生心血倾注在这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刊物之上，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8]
杨宪益译著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其译作题材广泛，体裁丰富，语种多样。杨宪益著述与东方文学文化因缘，体现于他的比较文化论著——《译馀偶拾》，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以下简称《鲁拜体与唐代诗歌》）、《改头换面的民间故事》、《关于埃及的两段故事》。此外杨、戴还合作翻译了《中印人民友谊史话》等。
《译馀偶拾》是杨宪益多年文史考证笔记的结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便开始动笔，陆续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这类笔记。1947年作者将其中的20多篇编成《零墨新笺》。解放战争期间，杨宪益续写一些笔记，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与前者编成《零墨续笺》。1979年，作者在《读书》上又陆续发表了《译馀偶拾》（一）（二）（三），并于1981年将这三者与《零墨新笺》《续笺》合编为《译馀偶拾》，交付出版。
《译馀偶拾》收文88篇，涉及东西交通史（如《大秦道里考》、《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等），音乐史（如《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等），宗教史（如《萨宾新考》等），民族史（如《蠕蠕为女真前身说》等）等诸多范畴。其间，东西文学、文化交流史篇目数量虽不占主导，但因其呈现出作者将民族文学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加以考究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后学在对待和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树立了典范。具体来说，又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注重对类同叙述主题历史联系的考察，《板桥三娘子》[9]是这种影响研究的代表。《板桥三娘子》钩沉发微，比较唐孙頠《幻异志》所录板桥三娘子故事中“人变驴”主题，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和古罗马阿蒲流的《变形记》中人变禽兽主题，并联系宋赵汝适《诸蕃志》中“中理国”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关细节表述，推断该主题源自非洲东海岸的索科特剌岛，又引《宋史·食货志》相关注释，辅之以清王士禛《陇蜀馀闻》中的相关记载，指出“板桥”是唐宋间交通要衢，海舶财货所聚。大食人由南海到中国贩卖黑人奴隶及货物，多经过此处。据此作者作出判断：板桥三娘子故事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故事同来自非洲东岸，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大食商人多在板桥集散，为过往行人述说故事，该故事遂得以流传。
杨宪益并不满足于东西方类同叙述主题的简单比较，而是将其引入历史事实影响的景深，考述其故事渊源，以史料构筑起故事流播的时空线路，并推断往来其间的主要媒介人，亦不忽略对各故事版本叙事细节的比较与印证。除《板桥三娘子》外，《中国的扫灰娘故事》《薛平贵故事的来源》等篇目均有此特点。它们给予后学（特别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启迪是，要辩证地看待主题学研究的对象，深挖各故事之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历史事实联系，决不简单地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概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