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在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文

摘要 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背负着传播两种文化及其相互交流的重任。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英汉语言的文化差异和中西方读者的审美角度不同，葛浩文在翻译中，以读者为中心，摆脱了原文形式的束缚，对译本进行了大量创作。本文尝试以葛浩文的英译本Wolf Totem为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粗浅探讨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创作。
　　关键词：葛浩文 文学翻译 创作性 接受美学
　　：A
　　

一、引言

　　文学作品想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不可少的。王宁曾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翻译的应该逐步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翻译策略应该从仅限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外内涵的阐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汉语内在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的表达显得尤为。
　　在翻译中，由于译文读者的潜在语境和原文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创作，以满足译文读者的。被夏志清先生誉为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的翻译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使中国的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力大大提高。由他翻译的《狼图腾》正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作，以读者为中心，摆脱了原文形式的束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但原文内容的大量删除也使译文在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性未能充分体现。本文拟以葛浩文的英译本Wolf Totem为例，从接受美学角度对葛浩文在文学翻译中的创作作一粗浅的探讨。
　　

二、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的创作

　　接受美学重新认识了读者在文学中的主体作用，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早在1989年，吴持哲就结合现象学美学、模糊语言学、情感心理模糊性等相关原理再次论证“翻译是再创作”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接受美学有助于“开拓文学翻译的视野”。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贯穿创造性理解和创造性表达的两个阶段，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明显的，他不仅充当原作的特殊读者，而且是阐释者和文学再创造者。笔者从CNKI上搜索到关于接受美学的文章有1212条，接受美学和文学翻译相关的文章97条，而从接受美学来看葛浩文翻译的却寥寥无几。因此，笔者借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简单分析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创作。
　　

三、葛浩文翻译观研究目前状况

　　到目前为止，对葛浩文的翻译研究主要在其翻译观和不同的译本上，不同的研究者都对葛氏的翻译观作了自己的分析概括。梁根顺指出，他在翻译中用目标语文本再现原语文本的内容，并将其体现为“转换”、“重写”和“二次创作”；文军则从译者的翻译观角度将其归纳为“忠实”、“背叛”、“重写”和“跨文化交流”；胡安江则将其翻译归结为“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2012年，余东又指出葛浩文在翻译中注重读者的审美习惯，敢于变通，以写作心态追求译文的可读性。由此可见，葛浩文的翻译并不是一般的改写，而是以翻译为写作，以读者为重，对原文进行创作，再现原作的情感和美感。
　　

四、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创作

　　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1987），郑海凌也曾说：“再创造是译者对原文的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把握”（郑海凌，2000），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接受美学认为译者是原文的读者，然后才是译者。在对原文本的阅读中，译者总会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借助想象加工，使其具体化，从这个上看，读者/译者的“具体化就是一种‘重建’活动，是一种心理加工、改造和创新活动”，是“对本文的再创造”（吕俊，1994）。这样，译者以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创造性理解为基础，调动自己的情感、审美和想象能力去填补文本中所谓的“空白”，与作品达成“视界融合”。所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语码转换的相似度检测，而是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翻译。
　　《狼图腾》是一部以“狼”为叙述主体的小说，书中逼真地描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草原游牧生活，地揭示了草原万物的生态关系。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葛浩文在翻译时，主要阅读人群是西方读者，他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预测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情趣，尽可能在保持原文的基础上各种手段简化原文，并减少读者在阅读中的陌生感。但由于中西文化语言差异的影响，原作的情感和美感在翻译中不可能完全保留，因此葛浩文对原文的翻译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而最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季进，2009）。这也许就是他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大量创作的根本理由。
　　

1 文化传真，语言流畅

　　孙致礼教授在他的《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中，曾经说过：“翻译无法做到‘语言传真’，但是应该力求‘文化传真’。”（孙致礼，2007）。葛浩文的译文就体现了文化传真、语言流畅的特点。在文化层面，他尽量传达中国文化的陌生性；在语言层面上，他也尽力做到译本语言的自然流畅。
　　文化层面上，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葛浩文用不同的翻译方式将文中不同的语言文化词语表现出来。如译文中的人名大都以直译方式呈现，“霍勒嘿”、“米尼乎”等具有的蒙古语，则呈现为直译加注的形势。又如，“长生天，腾格里”的英译，在蒙古民间宗教里，“腾格里”是最高的神，是蒙古人对“天”的称呼，但这个概念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属于空白区，而译者为满足读者的并传达蒙古语特点，在这里从蒙语角度出发将其音译为Tengger，并解释为“Mongol heen”；“长生天”则巧妙地运用了“Wise and powerful”的传输使西方读者感受出陈阵在当时危急关头时对蒙古的天，也就是西方读者眼中对上帝的祈祷，既保留了蒙古文化色彩，也解答了读者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