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翻译文学的版本视角论文

摘 要： 在现当代翻译文学中，同一译者对相同原作的翻译常有多个版本，其中的异本价值为人所忽视乃至误解。因为有效地制约了译者这一变量，所以比较不同异本与定本，较于其他比较法更能彰显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考察早期版本向定本衍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语言变迁对翻译的影响，也能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能帮助认识译者主体的发展过程。译作的早期版本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史料价值应当充分利用。
　　关键词： 翻译文学 版本 研究策略 翻译史料
　　

一、引言

　　中国社会在患难中进入20世纪，历经几多周折才步入稳定。因为政治变迁、人事沉浮、文化剧变、个人思想波动等种种理由，翻译家常对自己以前的译文进行增删、修改，从而形成不同的版本，打破了译文与原文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版本的并存与得失让看似简单的版本理由复杂起来，但同时也增加了翻译文学的内涵。一个译本就是一段历史，拂去表面的尘埃，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数量巨大的翻译异本作为历史信息的载体，是翻译史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源，而且这些或早或晚的异本同样是译者心血的结晶，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然而，人们总是把早期版本视为不精致的残次品而一弃了之，因此早期译本的艺术价值从未欣赏，也未能积极地用来帮助认识、探讨翻译现象。本文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利用这被人们遗弃的作品。
　　

二、版本比较法

　　强调一下这里讨论的版本与一般的版本概念的区别。人们通常把不同译者对相同原文文本的不同翻译称为版本，而本文的版本是指同一译者对相同原文文本的不同翻译。例如艾略特长诗《荒原》，在我国有赵萝蕤、穆旦、赵毅衡、裘小龙、叶维廉、汤永宽等诸家译本，而赵萝蕤一人独有1937年初版和1980年修订版两个译本，本文的版本概念，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从这个界定出发，本文所谓的版本比较法，就是对同一译者翻译的相同原文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翻译研究与比较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向来比较法，但以前的比较是译本和原本的比较，或不同译家的译本的比较。近年来，专门讨论翻译比较法的论文或相关专著已有不少（李贻荫，唐梅秀，1998；文军，2001；王宏印，2006），但除一篇论文曾用一个段落简略地提了一下之外（姜治文、文军，1996），都没有谈到本文所说的版本比较法。版本比较法较于其他译本比较法有独特优势。比较为使理由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特别讲究制约变量。作为结果的各个译本之间的区别，是三个变量促成的：原文、译者、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一般的译本与译本的比较，原文相同，但译者、社会文化环境不同，有两个变量，而比较同一译者的不同版本，就只有社会文化环境一个变量。因此，不同版本的比较更具可比性，研究者可以更明确地看出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与译本的因果关系。
　　在比较角度上，当然看具体文字的区别，因为文本是用来阅读的，文字是影响读者的主要理由。其次应该比较互文本因素，包括封面、装帧、版式、插图、内容介绍等等。如果是选集，那么选目也非常。和原来的篇目相比较，哪些保留了，哪些删除了，哪些增添了，比具体文字更明确地透露了译者的思想倾向，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产生巨大影响。版本比较还分清区别与次要区别。研究者应将注意力放在语言节奏、修辞以及敏感话题如性、政治、爱情、宗教、历史等方面，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给译者造成的影响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语言节奏、修辞属于艺术性修改的范围，其他的则属于意识形态性修改的范围。另一方面，研究者还充分利用校勘知识，把译者笔误、排版错误等造成的无区别剔除出去，也把不能说明理由的小区别剔除出去。
　　有一种只有版本比较才能发现的现象，研究者需特别留心。笔者姑且称之为双重叛逆，即初版忠实于原文，重版却不忠实，在这种情况下，重版不仅是对原文的叛逆，也是对初版的叛逆。这种现象强烈地体现了时间对译者的影响。例如，袁水拍1949年编译出版了《现代美国诗歌》，此书1953年以《新的歌——现代美国诗选》为名出了修订本。对其中一首诗《亚伯拉罕·林肯深夜独步》的一句“His head is bowed. He thinks of men and kings”，初版译为“他的头低倒着。他想的是平民和帝王”（袁水拍， 1949： 131），重版改为“他俯着头。他想的是人民和帝王们”（袁水拍， 1953： 116）。“men”是中性的，译为“平民”比“人民”更准确。以“人民”取代“平民”， 诗中林肯与“”的关系就变了，领导群众的林肯变成了怎么写作群众的林肯，个人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这一变动如琥珀一样清晰地记录了社会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双重叛逆现象的发现，说明版本比较法是有效的。
　　

三、以版本为目的的研究

　　版本研究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认识版本自身，另一种是版本认识社会历史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版本就是研究的归宿，版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版本源流、特点及艺术价值。这种研究多以名家名译为对象，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比其他译本更深的足迹，具有更高的关注度。
　　现当代翻译文学作品，因为流传过程大都比较清晰，可供查证的资料，故而无需像古代文学那样进行复杂的版本考证，诸如作者介绍、版刻时地、版本源流、递藏关系、篇卷的厘定等不会花费太多功夫，研究者只需弄清版本的数目，整理出一条版本随时间流变的脉络就行了。校勘有时候会，但也不会太复杂。以版本为目的的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在于各个版本在词法、句式、意象、语调、修辞、翻译技巧上的特征。后来的版本对早期版本的修订，可能是艺术性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性的。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运用版本比较法。
　　后来的版本大译者的定本，质量一般会优于早期版本。一旦确认了后来的版本质量更高，那么引用最新最佳的译本，就是对译者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和艰辛劳动的认可与欣赏。这听来很简单，但不少研究者却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卞之琳对《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一段的翻译，早些时候的版本，如1957年人民文学版《哈姆雷特》、1983年湖南人民版《英国诗选》及1988年人民文学版《莎士比亚悲剧四种》，都作“这是理由”，但1996年商务印书馆《英国诗选》作“这是个理由”。体味两种译法，可以明显感受到，修改后的音韵更和谐，更符合语境。读屠岸《师生情谊四十年》一文（屠岸，2001），可知这是卞之琳在听从屠岸倡议之后作出的有意识修改。因此，如果1996年后引用卞之琳对这一段的翻译，还作“这是理由”的话，那就不妥了。遗憾的是，这样的不妥当引用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