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文献综述论文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并同时辅以对外政策。三十年来，成效显著。伴中国经济腾飞的是增长的来自世界各地的FDI流入额。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1979年时流入我国的FDI流量仅为0.57亿美元，然而截止至2011年，这一指标已增至1239.85亿美元，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2000年国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号召，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增长迅速，逐渐资本输出大国。1999年时我国对外的FDI流量仅为17.74亿美元，至2011年这一指标增至65

1.17亿美元，增长十分可观。

　　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对我国进行对外投资（OFDI）的动因、特点以及影响因素上。
　　

一、对我国OFDI动因的研究

　　何俊（2007）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具体来说，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因此直接投资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的积累。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谋求更大的利益。
　　Ping Deng（2009）在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资源驱动模型来解释中国企业并购获取海外战略资产的动机。在对中国TCL、BOE以及联想集团的并购案例的分析后，他认为中国企业获取战略资产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在未来具备更强的竞争性。
　　衣长军（2010）比较中国与美国、日本直接对外投资的特点后发现，发达国家的OFDI主要以制约和垄断国外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为目标。而相比之下，中国的OFDI资并不具有对抗性与掠夺性。相反，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才是中国企业OFDI的主要动因。
　　苗洪亮（2010）则认为对不同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动因。对资源型企业、重工业企业、制造业企业与怎么写作型企业来说，其OFDI的主要动因分别是资源导向、生产外包、追逐产业链上其他利润与突破贸易怎么写作的局限。
　　Chengqi Wang等（2012）测试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经济学以及企业资源理论的解释力后结论。他们认为政府支持与中国的产业结构是推动中国OFDI增长的两大理由。相反，营销与资源的需求却不那么。
　　

二、对我国OFDI特点的研究

　　就进入方式而言。Lin Cui与Fuming Jiang（2009）分析包含138家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认为当中国企业意图采取全球性战略或强调资产寻求目的时，倾向于在东道国建立全资子公司；而东道国该产业处于发展时，中国企业更倾向于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公司。
　　何本芳，张祥（2009）建立起引力模型，并实证分析的策略，认为贸易、劳动成本、距离和国家类别等因素是我影响国企业在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在区位选择上，Bala Ramasamy等（2012）回归模型，结论认为中国的国有公司更倾向于具有丰富自然资源，有着一定政治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之下，中国的私有企业则倾向于市场，是市场寻求者。
　　Yuanfei Kang与Fuming Jiang（2012）分析十三年中国企业进入东亚与东南亚8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结论尽管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都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但相对于前者，后者具有更显著地影响力。
　　在产业分布上，王玉宝（2009）认为，我国的产业分布存在缺陷：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小；主要以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缺乏对日益国际经济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怎么写作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
　　雷鹏（2012）认为在我国境外投资存量中，行业分布比较齐全，但行业分布相对。商务怎么写作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占了绝大，高技术产业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第一产业所占比例却小得不协调。
　　

三、对我国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对我国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大学者计量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
　　（2007）对我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的OFDI与我国的对外出口量和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市场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而黄静波与张安民（2009）则基于我国外向投资流向分析的数据，实证并运用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能源需求、GDP、制造业RCA 指数是显著正相关的，且出口、能源需求的变化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最大。
　　Ruth Rios-Morales与Louis Brennan（2010）研究了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他们认为，影响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即中国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而提供的政策与提出的义务，以及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欢迎程度。
　　陈恩与王方方（2011）我国对103个国家与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的分析，验证了现有主流理论对中国OFDI的适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通货膨胀率、投资保护制度、自然资源禀赋与距离等并不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Lan Gao等（2012）认为，之前学者大的研究都忽视了中国人口流动对OFDI的影响。他们建立时间序列的计量发现，中国高技能的学生与学者的双向流动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的OFDI。
　　也有学者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考虑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Xiaoxi Zhang与Kevin Daly（2011）分析面板数据，发现影响中国对外投资量的因素除了双边贸易额，同时也跟东道国的GDP大小与增长速度、市场大小、资源禀赋情况有着显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