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阈林语堂英译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论文

摘要：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有两个阶段：一是文学在本土的文化生产，二是译本在异域文化的接受。林语堂在1935年后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汉译英，或英文改写甚至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从布迪厄理论视角分析译者和场域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跨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林语堂的英译作品，探讨译者行为的内外在翻译动因。林语堂的翻译既符合他在场域中的“利益”或资本预期，又较为契合其个人习性和翻译习性，这就使他能够接受和适应新的翻译规范，创造一种特有的本土文化意识或习性。
　　关键词：林语堂；布迪厄理论；习性；翻译：跨文化传播
　　

一、引 言

　　作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跨文化交流传播大师，林语堂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中学西渐的道路。他坚持“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在今天仍有着十分的现实。传播中国文化要求译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合理定位，其次是传播策略的抉择。林语堂的英译作品之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成功，这在于他本身文化身份的定位和有效的传播交流。诚然，跨文化传播可以多种渠道和形式展开，译者要完成此文化传承任务，在不同社会场域中做出选择，译者自身的习性也得受自身文化观和社会场域张力的影响，进而适应和养成译者个人的本土文化意识。
　　

二、林语堂的英译与跨文化传播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要了解人类行为，将其置于特定的场域，行动者的习性与所处的场域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其行为方式。了解行动者在某场域中的历史或轨迹，也就能预测他在当时以及之后场域中的行为倾向或特征。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有两个阶段：一是文学在本土的文化生产；二是译本在异域文化的接受。林语堂于1928年至1930年从事英译汉；1935年后主要是汉译英，或英文改写甚至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中国文化。[1]然而，当时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是“五四”新文化引导的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学、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急需翻译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促成新的文学文化多元系统的形成。似乎1935年后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与原语文化世界的需求相矛盾，有悖常理，这正是由林语堂独特的政治理念和个人哲学所决定的。按照布迪厄理论，这是译者习性决定的。习性是一种“可持续、可转化的倾向系统”，“一种习惯性的状态，特别是一种嗜好、爱好、秉性、倾向”。[2]
　　林语堂在1935年后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汉译英，或用英文改写甚至英文创作的方式来对外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陈平原曾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比林语堂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东方化。”[3]林语堂博弈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翻译向西方介绍富有魅力的中国智慧、传统以及其文化、人情和风俗。他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试图将渊博的中国文化通俗化、艺术化介绍给世界，将真实的中国文明推到西方人的面前。林语堂崇尚有“幽默”、“闲适”、“性灵”等主体的“抒情哲学”以及由儒家发展而演变来的“中庸”哲学。对西方社会物质繁荣而侵蚀人文的现实，林语堂送去的是中国儒道文化整合发展而来的人生智慧与生活哲学。因此，在西方话语权笼罩的时代，他致力于消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歧视，并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送去了一份宝贵的中国元素。他执意以世界文化的整体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以中西文化的互补与交融为最终目的。
　　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4]资本“意味着对于（在某种给定契机中）场域的权力，以及对于过去劳动积累的产物的权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总和），因而，也是对于旨在确保商品特殊手段的权力，最后，还是对于一系列收益利润的权力”。[5]显然，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本，谁就有资格和权力在场域中推行自我的一套游戏规则，并借势获取更多的资本。林语堂翻译的在于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给世界。诚然，他的译作带有他自己的主观意识——中西美学阐释，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译作被“归化”为中国文化的一。林语堂的译作数量有限，但却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等译本，在美国一直热门书籍。而其最成功的译作为《浮生六记》。
　　

三、语境因素与译者习性的表现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6]它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在特定社会中主要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类型场域。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一场波及全国的东西文化大论战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就是摒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林语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思、解读与传播。作为译者，林语堂不仅要寻思自身的文化身份，还要找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出路。
　　掌握较多数量的资本意味着行动者或机构拥有场域的主导权。文学场域是文化场域的次场域，是参与者和机构在文学的物质生产和象征性生产过程中组成的一个利益团体，他们的行为要受到自主性原则和非自主性原则的支配。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除了对文学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追求之外，还要考虑到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即体现在对政治资本的追求上。林语堂先后为《语丝》、《论语》、《宇宙风》等期刊撰稿，文风由开始的“浮躁”、“锋芒”转入提倡追求“闲适”、“性灵”，思想由转入理性。现实中林语堂保持着独立，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启蒙精神的坚持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文化场域里，林语堂做出了正确的定位与选择。他“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整体观以及对东西文化的全面领悟，这使得他既不盲目排外，又不否定传统文化。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他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开始倾心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这一切要归因于林语堂亦中亦西的复杂的生活体验与阅历，使他能够客观地理解与认识中西文化，从而走上中西文化交融的道路。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重新审视与反思了中国文化，他将古老的中华文明引向现代，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林语堂抛弃以前的激进，开始趋于客观地品评中西文化，并中西文化比较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是人文主义精神。此后，林语堂开始用东西文化互补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构建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