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翻译观论文
作者:网友分享
网站原创
点赞:4461
浏览:17153
最后更新时间:2024-11-04
网站原创
点赞:4461
浏览:17153
最后更新时间:2024-11-04
摘 要：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为中国文学译介到西方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点进行剖析将对的翻译实践带来启发。本文将用毕飞宇小说《玉米》的英译本为例，对葛浩文的翻译观点进行系统阐述。
摘 要：葛浩文；翻译观；《玉米》
葛浩文不仅译著等身，而且其译作翻译质量高。他的译作了西方读者群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借助他的翻译， 贾平凹的小说《浮躁》于1989年获美孚飞马文学奖，其与夫人林丽君合译的朱天文作品《荒人手记》于1999年获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毕飞宇的小说《青衣》入选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河岸》先后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毕飞宇的另一部小说《玉米》也于2011年3月被授予“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由此可见，葛浩文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刘再复，1999），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舒晋瑜，2005）。赵毅衡不仅认为他是“当代中国小说最杰出的翻译家”而且指出其他语言的中国文学译者常常到他那里去寻求参考，说他“为全世界的译本垫了底”（张耀平，2005）。2012年，莫言作为国内第一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翻译，作为中外文化与文学对话中的必经之路，到底占据何种地位。本文用详实的例子来探讨葛浩文的翻译观点。
对于好的翻译，葛浩文认为有三点：第一是要“忠实”，译者要致力于将原文尽可能忠实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第二，为了获得优美通顺的译文，翻译时要作某些程度的“背叛”，“没有哪个翻译能够与原文完全一致，翻译就像读诗，每个人在读诗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融合进去，有的认同、有的反对、有的是延伸”（官濛，2009）。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英语是形合的语言，汉英之间的这种差异使得优秀的译者在力争再现原文的情况下需对些许句式做些调整。第三，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学的“精髓是是可读性、唤醒力和引起情感的共鸣。（葛浩文，1980）”因此，葛浩文反对在译作中作任何“注解”，因为这些注解会影响故事的连续性和流畅性。相比之下，他仅在整个译作之后附一些术语及文化性词语的注释汇编，读者如有便可查阅。除此之外，他提倡在译文前做“译序”，这样“使读者看故事文本以前，在这里见到阐释的术语和事实，这样可以使阅读译本的读者，与对作者文化与环境早已了解的读者般，同样有所准备。（葛浩文，1980）”
在毕飞宇的小说《玉米》英译本Three Sisters 中，可以看到，译者葛浩文尽力保存了原语文本中的文化异质，主要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的再现原文。同时，他又创造性的对原文作了的调整以推动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流畅。也就是说，一方面，译者对原语和原语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将中国文学的异质性积极介绍到西方世界，另一方面，译者还兼顾了译文读者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文能够最大程度的为目的语文本读者群所接收。下面将主要从翻译文化负载词和小说标题，小说译文封面，及叙事风格的改动层面对这两方面进行阐释。
（一） 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所谓文化负载词，就是跨文化交际者在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文化缺省的产物 （孙会军，2011）。《玉米》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但却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和兴衰，而是中国东部农村三姐妹的起伏命运。小说中出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负载词人们日常生活的用语。如许均教授（许均，2013）所言，翻译的接受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理由，还有接受国的文化语境与接受心态、译出与译入国的文化关系等要素。翻译活动，具有某种阶段性和历史性。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作品，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要视目的而定。在译文，葛浩文对于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异质性因素都会努力保留，并尽量加以融合、解释以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1：王连方在回家的路上打过腹稿，随即说：“使家的小八子，就叫王八路吧。”
老爹说：“八路可以，王八不行。”
王连方忙说：“那就叫王红兵” （毕飞宇，2011：7）
Hing thought about this on the way home，Wang was prepared.
“He’s the eighth child，so we’ll call him Wang Balu.”
“Balu，as in ‘Eighth Route Army’？ Sounds fine，” the old man said.
“But ‘wang ’ and ‘ba’ together mean ‘cuckold.’”
“All right then， we call him Wang Hongbing， ‘Red Army’ Wang.” （Goldblatt&Lin，2010：10）
原文中“王八路”、“王红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抗战时期，农村的多数人都喜欢以“八路”、“红兵”为孩子取名，寓意自己的孩子也能像英勇抗日的解放军一样。至于“王八路”，在汉语中“王八”是“混蛋”的意思。这些在中国读者读来不成理由，但对西方读者就不一样了。译文如果平淡、机械的译为“Wang Hongbing”、 “Wang Balu”那原文中的幽默诙谐就荡然无存了。 “Wang Ba”如果译为 “Turtle” 那西方读者就会被搞得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译文也失去了连贯性。而葛浩文采取了直译加增译的策略巧妙地解释了“八路”、“红兵”及“王八”之间的联系和文化内涵。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
摘 要：葛浩文；翻译观；《玉米》
一、引言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文学翻译家。1961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州立学院，1971年从旧金山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三年后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三十多年来，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工作。在其从事翻译工作的三十几年来，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20多位现、当代作家的40余部作品译介到西方世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葛浩文不仅译著等身，而且其译作翻译质量高。他的译作了西方读者群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借助他的翻译， 贾平凹的小说《浮躁》于1989年获美孚飞马文学奖，其与夫人林丽君合译的朱天文作品《荒人手记》于1999年获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毕飞宇的小说《青衣》入选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河岸》先后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毕飞宇的另一部小说《玉米》也于2011年3月被授予“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由此可见，葛浩文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刘再复，1999），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舒晋瑜，2005）。赵毅衡不仅认为他是“当代中国小说最杰出的翻译家”而且指出其他语言的中国文学译者常常到他那里去寻求参考，说他“为全世界的译本垫了底”（张耀平，2005）。2012年，莫言作为国内第一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翻译，作为中外文化与文学对话中的必经之路，到底占据何种地位。本文用详实的例子来探讨葛浩文的翻译观点。
二、葛浩文翻译观
葛浩文不仅致力于将中国文学的魅力和神韵展现给西方读者，他也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发表文章来阐述自己对翻译的看法。本文就其发表的两篇文章《文学与翻译家》、《写作生活》来较为系统的阐述他的翻译观。对于好的翻译，葛浩文认为有三点：第一是要“忠实”，译者要致力于将原文尽可能忠实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第二，为了获得优美通顺的译文，翻译时要作某些程度的“背叛”，“没有哪个翻译能够与原文完全一致，翻译就像读诗，每个人在读诗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融合进去，有的认同、有的反对、有的是延伸”（官濛，2009）。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英语是形合的语言，汉英之间的这种差异使得优秀的译者在力争再现原文的情况下需对些许句式做些调整。第三，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学的“精髓是是可读性、唤醒力和引起情感的共鸣。（葛浩文，1980）”因此，葛浩文反对在译作中作任何“注解”，因为这些注解会影响故事的连续性和流畅性。相比之下，他仅在整个译作之后附一些术语及文化性词语的注释汇编，读者如有便可查阅。除此之外，他提倡在译文前做“译序”，这样“使读者看故事文本以前，在这里见到阐释的术语和事实，这样可以使阅读译本的读者，与对作者文化与环境早已了解的读者般，同样有所准备。（葛浩文，1980）”
在毕飞宇的小说《玉米》英译本Three Sisters 中，可以看到，译者葛浩文尽力保存了原语文本中的文化异质，主要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的再现原文。同时，他又创造性的对原文作了的调整以推动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流畅。也就是说，一方面，译者对原语和原语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将中国文学的异质性积极介绍到西方世界，另一方面，译者还兼顾了译文读者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文能够最大程度的为目的语文本读者群所接收。下面将主要从翻译文化负载词和小说标题，小说译文封面，及叙事风格的改动层面对这两方面进行阐释。
（一） 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所谓文化负载词，就是跨文化交际者在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文化缺省的产物 （孙会军，2011）。《玉米》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但却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和兴衰，而是中国东部农村三姐妹的起伏命运。小说中出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负载词人们日常生活的用语。如许均教授（许均，2013）所言，翻译的接受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理由，还有接受国的文化语境与接受心态、译出与译入国的文化关系等要素。翻译活动，具有某种阶段性和历史性。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作品，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要视目的而定。在译文，葛浩文对于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异质性因素都会努力保留，并尽量加以融合、解释以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1：王连方在回家的路上打过腹稿，随即说：“使家的小八子，就叫王八路吧。”
老爹说：“八路可以，王八不行。”
王连方忙说：“那就叫王红兵” （毕飞宇，2011：7）
Hing thought about this on the way home，Wang was prepared.
“He’s the eighth child，so we’ll call him Wang Balu.”
“Balu，as in ‘Eighth Route Army’？ Sounds fine，” the old man said.
“But ‘wang ’ and ‘ba’ together mean ‘cuckold.’”
“All right then， we call him Wang Hongbing， ‘Red Army’ Wang.” （Goldblatt&Lin，2010：10）
原文中“王八路”、“王红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抗战时期，农村的多数人都喜欢以“八路”、“红兵”为孩子取名，寓意自己的孩子也能像英勇抗日的解放军一样。至于“王八路”，在汉语中“王八”是“混蛋”的意思。这些在中国读者读来不成理由，但对西方读者就不一样了。译文如果平淡、机械的译为“Wang Hongbing”、 “Wang Balu”那原文中的幽默诙谐就荡然无存了。 “Wang Ba”如果译为 “Turtle” 那西方读者就会被搞得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译文也失去了连贯性。而葛浩文采取了直译加增译的策略巧妙地解释了“八路”、“红兵”及“王八”之间的联系和文化内涵。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