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谈英语圣经习语的翻译论文

摘要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将翻译视作两种符号之间的转换。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在对像《圣经》这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习语的翻译进行研究中，充分其指称以及语用，同时也考虑其在语言符号内部所形成的言内，并由此认同翻译的最高标准“信息再现”，所以运用此翻译法有利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圣经习语中的文化负载现象，从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关键词：社会符号学 圣经习语 文化负载
　　：A
　　《圣经》是一部文化经典，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内容丰富，富含大量的文化信息。其语言或习语清新、精炼、优美，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若缺乏必要的圣经习语翻译知识，会给跨文化交流带来障碍。本文拟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圣经习语的特点，探索圣经习语的翻译法，以期使中西文化交流更畅通。
　　

一、符号的渊源及社会符号学

　　符号一词，最早出自古希腊语semeion，该词最初与医学有关，及至后来出现了语言符号学的雏形，据《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后，按照他们的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并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让他看管。于是耶和华上帝赐给亚当语言，给一切动物都命了名。这便成了最先语言符号的来源。1894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指出“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科学”，他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代表符号，两者之间关系的结合，便产生了符号的。1897年，美国逻辑学家兼符号学家皮尔士（C.S Peire）指出，人类一切意思和经验符号活动。后来，其弟子美国学者莫里斯（C.W.Morris）和卡纳普发展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他们认为，符号的区分为三个方面：（1）言内，即符号相互之间关系所体现的；（2）指称，即符号对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3）语用，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
　　社会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如体态语等）均有，即是关系。而以语言为中心的社会符号学研究，特别注重社会文化环境。如：1980年，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创立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的建构符号结构。他指出：“解释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李明，1997）。
　　

二、翻译与社会符号学

　　据《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神得知聚居在地上讲同一种言语的人们准备造一座塔通天时，他们就变乱了地上人们的语言，从此人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以致人们计划造的塔就不了了之。由此看来，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其本质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创造性地将社会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符号学翻译观。他指出，翻译是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谭载喜，1999：11）。他在From One Language一书中认为，符号转化法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言内和指称。
　　在国内，陈宏薇先生发展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再次强调了再现原语信息的性。因此，翻译传递的不仅是，同时也有文化，译文应将言内、指称和语用文化完整地表达出来，按照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理论，圣经习语作为一种社会符号，自然也是和功能的总和，而圣经习语一般在字句之外承载有丰富的比喻和文化内涵，这一译法作指导，能更好地避开误译、漏译，使译文尽量与原文在、功能、风格等方面对等。
　　

三、圣经习语中的文化负载信息

　　圣经习语有许多隐晦之处，承载的却是原语信息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而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译者及英语学习者带来了翻译上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圣经习语中的文化负载信息进行分析，为探索圣经习语的翻译法以及为成功地进行圣经习语翻译作好铺垫。
　　

1 圣经习语专名的文化负载信息

　　英语《圣经》中，像人名、地名随处可见，都有很深的文化负载现象。像Solomon，其字面义为“所罗门”，引申后指“平安的人、聪明的人”；又如，Jerusalem，字面义为“耶路撒冷”，此处原来是犹太人之圣城，引申后指“基础，平安之居所”。
　　

2 动物的文化负载信息

　　dragon，其字面义为“龙”。《圣经·启迪录》第20章1-2节记载：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提住那龙，把它捆绑一千年。引申后指“恶魔、撒旦”；the lost sheep，其字面义为“迷途的羔羊”，引申后指“尚未悔改的人，比喻为误入歧途者”。
　　

3 格言和谚语的文化负载信息

　　《圣经》还为英语孕育了大量格言、谚语，如A down cast spirit dries up the bones，其字面义为“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它出自Proverbs（17：22），其引申义为“要快乐，才能身体健康”。
　　由此可见，圣经习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让英语文化变得璀璨多姿，但也给译者带来挑战，作为译者认识到其字面义与引申义的差距，从而真正把握其内涵，达到翻译上的“相符”的目的。
　　四 社会符号学理论在圣经习语英汉翻译的运用赏析
　　圣经习语翻译的忠实与否直接影响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效果。如上所述，习语具有丰富的文化负载信息，笔者拟以1919年合和本圣经习语翻译为例，试图探讨译者对圣经习语的翻译可否从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进行，以期了解《圣经》的翻译活动，推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1 圣经习语指称的翻译

　　所谓指称，是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也就是概念人们通常提到的词典上的。因为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在翻译时，习语不可避开地会出现因不对等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现象。当《圣经》中专有名称表示的概念在汉语里找不到对等词时，译者就需音译法。如“Manna”音译为“吗哪”，同指上帝为其子民以色列民众在走旷野时赐下的食物。这里暗示了一些文化信息。读者一看，便不难想象上帝对世人无限的慈爱。所以，“吗哪”一词译出了其指称。另外，圣经习语的指称的翻译，还广泛使用了翻译中最常见的直译法。如：“heap the coals of fire on somebody’s head”译成“把炭火堆在头上”，其原意为要爱自己的敌人。炭火在汉语中的意象不仅有“火”，还有“温暖”的意思。此习语的翻译十分生动，译者直接保留炭火的，完整传达了指称，再现了原意，从而便于译语读者的理解。像“Noah’s Ark”被译成“诺亚方舟”，则了音译加直译的策略译出了其指称，使读者读来倍感真切。